[1]当时，威廉一世派遣官员分赴全国各地，逐村召集村民，组成12人的调查陪审团，经宣誓之后，如实回答王室官吏提出来的有关土地、财产占有情况的各种问题，否则要受到惩罚。
当发现自己不应该被收集和保存的信息或关于自己错误的信息时，要求消除或修改的权利。从理论上来说，立法活动和基本权利的实现之间在宪法理念上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
他指出，不受虐待的人身自由通常被看作是典型的消极权利，只是要求国家不要侵犯个人的自由与身体。[52]对该问题的详细分析，可以参见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 - 335页。19世纪时在萨维尼、普希塔和温德沙特等的推动下形成的德国潘德克吞法学，实际上是由历史法学派中的罗马学派转变而来的。参见赵立新：《日本的立法不作为与违宪审查》，载《法律文化研究》2007年00期）。[43]在对立法不作为的救济方式方面，法院一般仅仅是宣布立法不作为违宪，把解决方法留给立法机关。
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昭示着宪政相较于民主的不可或缺的意义，从而也就潜在地隐含着立法相较于基本权利之不作为现象存在的逻辑必然性。该种学说所固有的空想性尽管从产生时起便遭到了其它学派 [2]乃至自然法学者自身 [3]的挞伐和质疑，但是，它却在诸多国家学说的挤压下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形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关于国家的共同信仰，融入到了各国宪政制度的实际建构和对其所做的正当性诠释之中。前一种权利是指囚犯自己携带或者由亲属携带必要的生活物品。
基于未成年囚犯的身心发育考虑，对于未成年囚犯单独关押，并采取区别于成年囚犯的管理、教育模式。没有刑罚，就没有监狱。[2]储槐植主编：《外国监狱制度概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所谓很有争议，是指关于囚犯权利的认识、理念等等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统一，甚至还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
监狱长代表囚犯的利益，这是国际行刑的另一个规则。这一特征在我国的监狱法中也有明晰的体现。
我国著名人权专家徐显明主张，对囚犯的权利实行权利推定原则，即凡是法律未有明确剥夺和限制的权利，在理论上说，应按照符合有利于囚犯的原则来解释和把握。尽管在中国没有这样的要求，甚至在观念上，一时还难于接受，但此类的规定是极其重要的。法治是文明社会的产物。因之，监狱的人权问题，在当下的环境下，取决于监狱管理者自身管理的强化和警察素质的提高，进而把保障人权上升为高度的自觉。
[4]钟安惠：《西方刑罚功能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12]下文拟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些归并、拓展和完善。一是，囚犯实际处于监狱和监狱警察的管理教育之下，他们最了解监狱以及监狱警察的执法状况，如果最了解的人没有监督权，那么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监督事实上意义不大。监狱工作的对象是囚犯，监狱警察管理、教育、矫正、引导的对象是囚犯。
[3]赵运恒：《罪犯权利保障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监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这一机制必须明确囚犯诉冤的各种具体情形，如对严管、禁闭的申诉。一般认为，囚犯作为监狱工作管理教育的对象，没有监督权。
[11]参见冯建仓主编：《中国监狱服刑人员基本权利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4页。（3）少数民族囚犯的权利。8、休息权、文化娱乐权。[15]张晶：《正义试验》，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Ⅰ）一般权利一般权利是指比照普通公民的权利实际享有状态而为囚犯所享有的权利。在法治理论的框架里，救济是权利的应有之意。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社会文明的脚步的加快，囚犯主体地位将逐渐凸显，囚犯权利的保护和保障的力度也会逐渐强化。因此，即便囚犯没有被法律明文剥夺，他们也不能实际享有这类权利，这主要是政治权利。
二是，监狱法规定囚犯有申诉、检举、控告的权利，事实上，这里的申诉，包括了对于在监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申诉。因为，无论他处于怎样的被剥夺、被惩罚的地位，他都不是作为物而存在的，也不是因为有了警察这一主体，而囚犯就必然具有客体的地位。
主要是照顾其特殊的饮食习惯。对此，权利扩大解释已经在我国的行政法中加以明确，即公民未被法律限制、剥夺的权利，都是公民的权利，即使法律没有明确授予。
一个保障囚犯权利，就是保障社会公众每一个人的权利[5]的理念一定会得到普遍的确立。由于囚犯在监狱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加之其法律地位受到了特别的限定以及人们对他们的犯罪仇恨的迁移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形较之普通公民尤甚。对于外国籍囚犯，主要是尊重其文化，提供相应的保障。19世纪以来，以限制自由为主要形式的监禁刑风靡世界。
而这些法意和法律规定，有利于保障囚犯权利。当人权的观念深入人心、公民的权利逐步写入各国宪法时，罪犯的权利也渐渐以法定形式出现。
在整个监狱史上，罪犯（囚犯）的权利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肯定的。该书共列举了囚犯权利16项。
（4）老弱病残囚犯的权利。[14]汪勇：《理性对待罪犯权利》，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第182页。
而包含公民权利的法律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成果，尤其是特别明确规定囚犯权利的法律，是在人本思想深深植根于文明的沃土之后的灿烂之花。这不仅是社会正义的体现，也是法律惩罚的具体载体。监狱法第七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囚犯在监狱服刑，自由余地较小。
一旦他们具有了囚犯身份，就立即享有的权利。罪犯（囚犯）权利由完全被忽视和被否定到获得法律上的肯定和确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吴宗宪：《中国监狱对罪犯人权的保护》，载于白泉民主编：《中外刑罚执行监督与人权保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172页。我国《监狱法》第七条就对保障囚犯权利作了完整的表述：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
[13]（三）已经享有但尚有争议的权利当下对于囚犯是否享有而没有定论的权利是有争议的。[3]在中外古今的刑事和监狱法律制度的演进中，囚犯的法律地位被折射出来，由此体现了社会文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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